大工地:建筑工人的生存和抗争

潘毅 卢晖临

目录

导论: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

第一章:农村改革与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

第二章:地产资本主导下的城市中心主义

第三章:半无产阶级化与身份政治

第四章:历史转折下的建筑业分包劳动体制

第五章:路在何方?——建筑工人的阶级体验和阶级情感

第六章:阶级的回归:从自在走向自为的摸索

参考书目


第一章:农村改革与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

从北京到尧村

2009年初,临近农历新年,辗转漂泊于各地打工的乡亲们终于迎来了一年中和家人团聚的最重要的时节。北方的冬天,一如既往地干冷,喧闹了大半年的北京建筑工地逐渐归于沉寂。一个清冽的早晨,我们跟随几位在工地上结识的工友早早赶到位于城南的丽泽桥汽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背负被褥返乡的建筑工人。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工友们的老家——河北尧村。尧村位于华北平原的腹地,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从北京出发,沿着高速公路行驶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尧村所在的县。尧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里是传说中尧的故乡,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尧的故事。尧村还有悠久的革命历史,这里曾经是革命老区,著名的白求恩医生就牺牲在这里。刚刚竣工的南水北调工程从村子附近穿过,把小小的尧村与首都连接在一起。

尧村有着很长的外出打工传统,村里几代人都在外面从事建筑业。老支书告诉我们,目前村庄一共6000多口人,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就有1500人,基本上都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当我们走进尧村,看到大片的良田荒芜。很多农户已经不种地了,或者只是种一点口粮。一位姓袁的村民告诉我们,他家里4口人一共有5亩地,只种了1亩地,保证自家口粮。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尧村也深深卷入市场大潮之中,农民的生活消费项目越来越多地来自外部的市场,花销也越来越大,农业的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了。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持续上涨,而农产品价格却停滞不前,遇到水旱灾害,种地的收入还弥补不了成本。农业不行了,副业也发展不起来。村里一些农户养猪,但这些年生猪的价格波动厉害,今年因为猪价狂跌,养猪户赔得很惨。

在尧村,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平时村子里都没有多少人气,几家超市的生意也很不好做。在超市里,货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引人醒目的是一排排的可口可乐。在农资店,堆放着林林总总的农药化肥,都标着各种美国品牌。有趣的是,在尧村这样一个凋敝的农村,在尧村这样一个凋敝的农村,我们既看到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低下的收入,也看到了“和世界接轨”的消费现象。

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

今天的尧村深深陷入发展困境中,它成为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要理解今天的尧村,必须回顾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而要理解中国的改革,又必须把目光放大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发展。

马克思早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在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Silver,2003)。战争使得资本主义体制长期积累的矛盾得到暂时的释放,战争使得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变发展策略,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战后,美国延续了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通过国家投资的方式由政府建设大量的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对农业进行补贴,提高普通人群的购买力,缓和劳资矛盾。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尤其是西北欧国家,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控制资本自由流动、增加公共支出等措施,推行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社会福利,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持了社会稳定。但是,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还是福利国家政策,都只是站在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的立场上,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这种调整只是暂时缓解了阶级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如此,到了1970年代,资本主义本身难以克服的深层危机再次浮现出来。高福利和高资本累积本身就是对立的,高福利的国家政策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Harvey,2007)。福利国家试图调和资本和劳工的内在对立,结果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福利国家政策难以为继。在资本家看来,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政策滋生了穷人的懒惰,拖慢了经济增长,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负担,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转嫁到资本身上。同时,工人力量的壮大,工人谈判能力的提高,导致工人的工资、社会福利等提高,相应的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增加,资本的剩余价值减少。资本阶层对国家的政策严重不满,对福利国家制度强烈批评,发起一场保护资本的反向运动,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新自由主义是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可以归结为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者迷信市场自发调节的完善性,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够通过价格调节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指责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1944],1998)。他们还鼓吹资本无国界,贸易自由化,试图打造一个扁平的世界,让资本可以在全世界毫无障碍地自由流动。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潮开始成为现实的政治经济政策。撒切尔和里根都极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他们依靠强势力量在国内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人阶级和工会力量。在撒切尔夫人看来,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其他选择”(thereisnoalternative)。在英美的主导下,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倒向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将危机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Silver,2003)。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强行打开第三世界国家的门户,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创造条件,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策划政变。跨国资本通过投资第三世界国家的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在物质上为跨国资本的进入消除了障碍,又借助国家的力量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向深陷债务危机的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造方案,即著名的“华盛顿共识”(Harvey,2007;江时学,2003),在制度上为资本的全球流动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利用媒体与教育等机构,从意识形态上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大学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了大批的经济学家,向他们传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些在美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学者回到国内之后,作为社会精英在本国的经济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导着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方向发展。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市场化改革。

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声称反对国家干预,但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恰恰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势干预下实现的。正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资本凭借国家的力量开始向全球扩张,转嫁危机的时候,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主动向资本敞开大门,就此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主动迎接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1976年,“四人帮”的粉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官方开始“拨乱反正”,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对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评价,过去的一切错误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否定。在否定了过去之后,中国将何去何从,人们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繁荣表象,社会精英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世界观的转变,导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瞬间发生巨变:中国从一个对抗帝国主义的前沿阵地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这自然引发有关中国球籍问题的焦虑。一批社会精英远赴欧美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药方,他们在欧美的大学里接受了当时正在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把它带回到中国,用来进一步设计和推动中国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继清末之后,中国重拾向西方学习之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发展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美国模式突出的特点就是市场化、私有化、经济自由化。中国之所以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于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家,就在于中国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受到质疑,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受到严厉的批判。在社会精英看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行政指令对经济严格控制,限制了劳动者和企业的自由,导致经济和社会生活丧失活力。计划经济体制依赖户口制度

维持城乡之间的隔离,造成城乡巨大的差距,形成城乡二元制格局。公有制和集体经济被认为导致平均主义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造成人浮于事,滋养懒惰和腐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化能够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市场是一支无形的手,能够通过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合理配置资源,实现效率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水平。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会干扰到市场机制正常发挥,还会带来腐败等问题。市场还能带给人自由,市场体制给市场主体充分的选择自由,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更加符合人性(陈志武,2008)。总之,市场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任何对市场的怀疑都被认为是思想不够解放,想回到过去,甚至被戴上“极左路线”的帽子。

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化,在当时的中国引起激烈的争论,邓小平以“不争论”结束了这场争论,他为改革定下了基调:改革既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信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都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扮演着重要角色。来自欧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他们论证改革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武器,也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的实践遭遇到挫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被当作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受到批判,西方知识分子高呼历史已经终结。在此情境下,中国的社会精英也更加坚信新自由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肯定了中国的改革之路,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为改革的方向。

短短三十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国外大量的资本开始涌入,中国成为国际投资者的天堂。1979-2008年,中国累计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500亿美元,目前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800-9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到GDP的21%,达到发展中国家的最高水平(张平,2009;高梁,2009)。从1993年起已连续17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2003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全球500强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国内所有制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大力扶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非公有经济成分急剧增长,创造了60%的GDP,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仅在基础行业占绝对优势(高梁,2009)。随着国有企业工人的大量下岗失业,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劳动者就业的主要渠道,吸纳就业人数的70%,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是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目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张平,2009)。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住房、医疗、教育等和人民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在经历了12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中国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WTO,国内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已经实现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接轨。

经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世界革命中心转变为一个资本活跃的中心。中国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原本只能作为虚拟商品而存在的土地、货币、劳动都已经完全商品化。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三十年历程,我们处处能够看到国家这一“有形之手”的身影,市场化改革恰恰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而非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汪晖,2007)。

农村改革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生活整体上仍然停留在“糊口经济”的低水平(黄宗智,1992)。改革精英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大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自主经营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不能像工业一样集中起来,集体经济是效益低下的经济,违背经济规律和农业生产特点;集体经济下农民吃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缺少激励机制,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杜润生[2005]2007:98)。因此,“包产到户”成为改革精英力推的农村改革的方向。

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中国农民的自发创造,作为包产到户源头的小岗村的故事在官方主导的宣传下已经尽人皆知。事实上,在集体化时期的不同阶段,不同地方都曾零星出现过包产到户的做法,其来自于农民的“自发性”和“首创性”无庸置疑;然而,包产到户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推广到整个农村地区,却是在改革开放时代,通过国家大力推动才得以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农村改革体现了改革精英和新自由主义的意志。

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在农村重新恢复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这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目标相背离。因此,在改革之初,包产到户遇到极大的阻力,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在集体化和包产到户的农业发展道路问题上,各个省的领导之间产生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著名争论(杜润生[2005]2007:117-9;吴象:2009:99-100)。杜润生在回忆录里,谈到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同一位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制的老干部发生的争论。

老干部: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杜润生,[2005]2007:126)

在万里等支持包产到户的人那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能导致贫穷落后,甚至连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包产到户的道路。

虽然存在很激烈的争论,但包产到户的做法得到了邓小平、万里等中央高层领导的认可,在争论中得到推行。1980年,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杜润生起草了75号文件,力主包产到户。1982年,中共中央通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著名的“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从而结束了多年的争论,明确了包产到户长期不变的合法性。从1982年到1986年,由杜润生主持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连续起草了五个“一号文件”,进一步巩固包产到户的改革措施,推动农业的市场化。1983年1月,第二个一号文件再次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提出放活农村工商业,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奋斗目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工作更扎实一点”。1984年1月发布的第三个一号文件为了促进农村贸易的发展,逐步放开农村贸易,提高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以上,并允许有偿转让;疏通流通渠道,发育市场机制,允许私人办企业。1985年1月发布的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实行了30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进一步放开农产品市场,鼓励乡镇企业发展,搞活农村经济。1986年1月发布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改革统购统销制度,改革流通体制,培育市场机制。这五个一号文件巩固和强化了农村包产到户制度,并为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杜润生,[2005]2007:135-46)。

就这样,包产到户虽然遇到重重阻力,但在国家的推动下仍然很快得到推行。到1980年代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了包产到户。之后,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巩固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联产承包责任制写入宪法。1997年11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延长至30年不变。

包产到户的改革之初,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到1984年,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8000万斤,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也就是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与此同时,农林牧副渔等产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告别了农产品的短缺,农民收入也获得了较快增长。支持包产到户改革的决策者们把农业的发展完全归功于承包制度,以至于有“一包就灵”的说法。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正是包产到户的改革,让中国农村走出了贫穷,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新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创新,树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杜润生等人看来,包干到户的改革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实现了私有经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带来农业大发展,这逐步成为官方的共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又借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主要是产权理论,对包产到户从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美国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考察了农村的改革后评价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改革前的农业问题完全归罪于集体化,把改革之后的成绩完全归功于非集体化和市场化。对于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所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市场化不够造成的,他们进一步倡导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党国英,2002,2006;周其仁,1995)。

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困境

主流经济学家们将1978年到1984年农业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包产到户的制度变革。然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仅仅用“一包就灵”来解释改革之初农业所取得的成就过于简单化了。黄宗智(2008)指出,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长期处于过密化状态,而并非劳动力投入不足,所以并不是实行包产到户、调动农民积极性就能大幅提高农业产出。老田(2007)等人也用大量事实批驳了杜润生和林毅夫用“农民积极性——有效劳动增减”这一假设来解释农业快速发展的做法,指出改革之初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加大了农业投入,而非主流经济学家所宣扬的是市场化的结果。他们指出,这一阶段农业高速发展和农村重大变化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是国家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是大量使用化肥,集体化时期引进的化肥生产线投产,同时又从国外进口大量化肥,化肥使用量(折纯)从1978年的884万吨提高到1984年的1740万吨,使得农业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再就是科技的作用,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与杂交玉米品种。

事实证明,这种依靠外部短时间内密集的投入所能带来的增长是难以维持的。短短几年时间,国家政策性投入给农村带来的收益就消耗殆尽。1984年粮食丰收之后,中国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粮食价格长期徘徊,政府开始向农民打白条,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使当年的粮食产量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0%,随即出现了粮食生产的徘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下降,1989—1991年连续三年年均增长只有1.7%,其中1990年为负0.7%,跌入低谷。与此相应,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不断扩大,1978年为2.5:1,1984年为1.7:1,2007年达到3.3:1,三农问题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是这一问题的极好注脚。1979年一年,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绝对增长370多元,增加了17倍;而1980年到1992年,13年只净增100元;1998年人均纯收入仅1800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小岗村被人们形象地称作“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跨过富裕坎。”

更为关键的是,包产到户的改革实质是不过是在中国农村重新制造出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它虽然通过焕发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解决了集体体制下管理不善、激励不足等积弊,在短时期内快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随着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格局的成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无力马上就凸显出来。就此而言,正是包产到户的改革造成了日后中国农村长期不发展的困局。

首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业生产效率很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地少人多,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和美国等国家相差更远。包产到户以后,土地被进一步分割成小块儿,每户占有的土地数量有限,难以进行规模经营。以尧村为例,该村位于华北平原腹地,土地平坦开阔,非常适合大型机械化生产,但包产到户后,每个农户承包少则数块、多则十多块的零散土地,导致大型农业机械难以操作,也不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农产品质量控制。个体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但为了经营这些有限的土地,每家每户都得准备农用机械和其它生产设备,造成投入上的巨大浪费,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农机具的农户,在基本的农业生产上都遇到很大障碍。这些因素都导致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取消人民公社后,国家政权从农村全面撤出,一方面农民有了更多自由空间,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基层政权涣散,软弱无力。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设计上具有“统分结合”的安排,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分”没有“统”,分散的农民缺少组织性,难以开展合作,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大,需要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比如灌溉用的水渠、水库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不是一家一户所能都承担的,往往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建设和维护。农业集体化时期,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设施,在农业的抗灾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包产到户之后,这些水利设施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维护,年久失修,基本上被荒废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急剧下降。

其次,个体小农经济难以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包产到户给了农户经营的自主性,理论上,农民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在面对波动剧烈的市场时,小农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生产的产品供过于求,造成价格下降、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生产者才有可能调整生产,因而市场调节总是具有滞后性。和工业产品的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强、周期长等特点,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农产品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包产到户制造出的小农经济在迎接市场冲击、抵御市场风险方面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类似“多收了三五斗”一样的悲惨故事在80年代之后一再上演并非偶然。集体经济被取消之后,农民获得了自主种植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只能被市场吞没。

第三,包产到户后,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村品。中国农产品的加工程度低,相应的附加值也低,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有限。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需要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资料,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难以积累出足够的资本进行产业化生产,没有集体经济作为依托,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难以实现。对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出的良方就是实行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政府放开管制,为中外资本进入农业大开绿灯(周其仁,1995;党国英,2005)。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农产品收购、储藏、加工、销售等环节基本上被城镇的龙头企业所控制。这种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在本质上是外部资本对农村的控制,而不是农户在合作经营基础上形成的内生产业化,它只会导致农民依附于农业资本、沦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的结局。

在尧村,人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到头来连成本都弥补不了。农业的收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家庭的消费需求。家住尧村的窦师傅给我们算过这样一笔账:

种一亩小麦,最基本的投入包括浇水五次花费150元,化肥一袋花费150元。即使撇开人工方面的劳动投入不计,每亩地每年最少也要花费300元。按每亩的产量1000斤左右,每斤6角钱计算,收成是六百元。这样,每亩地的净收入只有300元。外出打工,一年干三季,每季按60天算,每天挣50元,一年收入就是9000元左右。

过去农民借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早已经失去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地位,从“生产田”转变成了“福利田”。更极端的情况是,因为种地收益减少,土地连“福利田”的功能也逐渐减弱,尧村的土地大量被抛荒。

总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可能走向富裕之路,而今天中国农村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温饱的范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深深地卷入到市场化大潮之中,农民的生活严重地依赖市场与货币收入。1990年代以来,从大宗耐用消费品到柴米油盐这些关系到老百姓生计的日用消费品都已经彻底市场化了。人们对货币的依赖越来越强,没有钱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在失去了集体经济这一基础之后,原先由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孩子上学要花钱,老人看病也要花钱,负担骤然加重。刚刚从饥饿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又因为对金钱的需求而被牢牢束缚住。尧村的老李如此讲述自己的处境:

“城市里不可能没有我们,城市把我们套住。家里没钱,小孩儿要上学,不出来怎么办?村子里从学生一毕业到50岁的人都出来啦,全家人都出来啦,和封建社会一样,给人家做小啦,我们养活人家,自己得养活自己。”

老李是个小包工头,他有四个孩子,两个上大学,两个上高中,四个孩子上学让老李肩上的负担异常沉重。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一万多,普通农村家庭光靠种地那点收入根本承担不起。

一方面是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产出水平低,仅仅能够维持温饱水平,另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导致消费需求猛增,小农经济难以维持,结果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去另寻出路——这就是民工潮兴起的根本原因。在我们访谈的尧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6000人口的村庄,就有1500人常年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平日里村庄了无生机。“希望的田野”、“月亮湾的笑声”,这些描述改革之初村庄生活的美丽图景昙花一现便不复存在。新自由主义抨击计划经济对农民的束缚,鼓吹自由,但新自由主义方案带给农民的自由最终被放任的市场所粉碎。面对强大的市场,个体农户根本无力对抗。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还来不及细细享用那短暂的自由,便为了在市场时代生存,不得不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自由”地奔向城市,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比较优势论

农村改革的决策者们并非没有看到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的弊端。包产到户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杜润生自己也承认,中国地少人多,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导致土地被细碎地分割,不利于机械化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杜润生,[2005]2007:154-6)。他指出农户经营规模小是中国农村面临的现实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人口转移到非农业领域。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一致认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唯一出路是城市化。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可以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低,劳动力正处在青壮年时期,家庭抚养负担小,这就是人口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蔡昉,2004,2009)。他们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所以中国必须改变过去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才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林毅夫,2002)。简言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主流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出路,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林毅夫等人非常推崇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东亚四小龙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阶段性的经济起飞成就。他们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东亚国家人口规模庞大的优势,是一条成功的道路,中国的发展也要借鉴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的劳动力充足,价格便宜,应该发挥这一比较优势,以劳动力来替代昂贵的机器设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林毅夫,任若恩,2007)。

改革开放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导下,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重新调整,开启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排斥,构成一对相互配合的推力和拉力,将一批又一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送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

主流经济学家们毫不讳言中国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最主要原因。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20089)在评价改革时指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便宜的劳动力供给,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同时制造了一个放任的劳动力市场。

然而,放任的劳动力市场在带给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平衡,过去二十年中,劳资冲突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于1995年颁布执行《劳动法》,试图用法律手段平衡已经过度倾斜的劳资关系,但劳资冲突并没有缓解的迹象,进入本世纪反而日趋激烈。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针对违法的具体惩罚性措施,招致资本的强烈反应。一些企业家批评《劳动合同法》侵犯了企业利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批评新的《劳动合同法》过度保护工人,因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负担加重,会造成一些企业垮台,外资也会流失,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工人。他们再次拿出比较优势理论,论证说新的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力成本大大增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根本性的冲击。他们甚至引用美国的例子声称,中国的工人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老板为了留住工人自然会讨好工人(陈志武,2009;张维迎,2009)。

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国内制造出一个廉价的无产阶级队伍,也打造出一个资本家阶级,他们靠着血汗工厂,利用残酷的手段积累原始资本,迅速膨胀壮大起来。同时国家也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取了巨额财富,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占到GDP总量的五分之一。但这种发展模式的代价却是劳动者的利益长期被忽视,国家和企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工人却难以摆脱贫穷。根据经济学家姚洋的计算,劳动者收入(工资和自营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代的60%下降到现在的48%左右。

多达两亿的农民工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大多是青壮年,是农村赖以发展的主力。在很多农村,平时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维持农业生产,人们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土地抛荒现象非常严重。革命战争年代,农村作为大后方,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今在改革开放年代,农村再一次扮演为城市输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角色。在掏空了农村的劳动力之后,农村变得更加没有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而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则指出,2008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一万元。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制造了城乡差距,今天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却造成了更大的城乡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经济学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给庞大规模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才能把人口向城市转移,而事实上,当前这种发展模式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一方面,农村的青壮劳动力被掏空,另一方面,农民依然被挡在城市的大门之外,当资本获得越来越多的积累,城市更加繁荣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距离真正的城市化更加遥远。

国家的退出与介入

经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精英为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具体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最终成为现实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的力量自上而下推行,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直接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

改革之初,社会精英就否定了中国原有的发展道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导致共同贫穷,没有办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中国选择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具体体现就是,在产业结构上优先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在区域发展上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所有制上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城乡关系上优先发展城市,尤其是沿海大中型城市。这样一个改革思路的集中体现就是依靠内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城市发展外向型的出口加工工业。这种发展模式为中国创造了高速的GDP增长,让政府和资本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却由普通劳动者承受了极大的代价。

这种发展模式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农业是基础产业,也是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的产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保护。改革之初,国家对农业加大投入,带来了农业短暂的繁荣,但是,很快国家就进行了政策的调整,改革的重心再次转移到城市,集中力量发展工商业,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城市。虽然在官方宣称中,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依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实际上,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降低,从建国初的51%下降到2008年的11%左右。在追求GDP增长为目标的各级各地政府看来,农业已经成为一个负担,对农业的投入也难以获得经济效益。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国家从农村全面撤出,不再负责农村的经济事务,将农业生产完全交付农民与市场。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绝对数值虽然年年增加,但农业投入比重却持续下降。从1978年到1995年,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总投资的四分之一,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农村很快面临资源枯竭的状况,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足,严重老化,农业抗灾能力下降(刘舰,1999)。全国8万多水库有1/3是带病运行,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国每年耕地受灾面积都在6亿亩以上。在投入结构上,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科技研究推广投资都一直严重偏低。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资的明显不足、比重偏小状况直接造成了我国农业技术资源的严重浪费,阻碍了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宋巨盛,2003)。相比较而言,美国和欧盟对本国农业的补贴已分别占到农业生产总值的30%-50%,日本更是高达7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达到其农业总产值的7%,而中国只有不到2%(国家发改委农经司课题组:2003)。

在失去了国家的支持之后,农业的发展陷入严重的困境,大而不强是目前中国农业的基本特征。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中,农村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只能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外向型的发展模式严重依赖国外市场,为了给工业品打开国外市场,中国选择了牺牲农业为代价,开放农产品市场。早在1996年,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就逐步开始对外开放。加入WTO之后,农业市场的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到2005年,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只有15.35%,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水平,更低于世界平均62%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国外的农村品凭借质优价廉的竞争优势大量进入中国。一方面大量农产品卖不出去,农产品价格很低,另一方面大量农产品要靠进口。现在中国是美国大豆、棉花的最大进口国。1997—2008年,中国大豆进口增长3456万吨,年均增长率26%,占世界贸易量的51.8%,2007年,中国进口大豆占国内大豆消费的80%。

国家从农村全面退出,导致农业不发展,农村贫困,农村人口被迫大量转移,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下,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产品最大的竞争优势,为了维持这种比较优势,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将劳动者的工资压到很低的水平。国家通过继续维持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又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制造并维持一个“农民工”的身份,剥夺了他们作为一个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市场化改革之后,农民可以自由流动,自由选择到城市打工,已经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为生,但他们却没有到城市永久居住的合法身份,随时面临被收容遣返的危险,他们不能享受城市人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在

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各级各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竞相给资本各种优惠政策,资本则利用国家所创造的条件,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甚至只有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六分之一。从1994年到2006年,十多年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10元增长到640元,仅仅增长了400多块钱,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实际上增长极为有限。极低的工资标准让工人们不得不拼命加班从而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也让他们不得不忍受血汗工厂和血汗工地上各种非人的待遇。

发展的必然代价?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在这种发展背后,却是沉重的代价。面对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的现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但没有去反思经济发展模式,反而将问题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能够产生最大的激励机制,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必然的产物。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难以调和。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只有拉大经济差距,才能产生激励机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在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主流社会精英看来,当前的困境是发展的必然代价,是每个经济起飞的国家都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之初也经历了一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的原罪是任何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避免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崛起更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为此付出代价。经济学家张维迎主张穷人不能总是从自身的角度看问题,而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如果政府提高工人的工资,劳动力成本增大,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会跑到国外,中国就丧失了发展的机遇。改革必须有人付出代价,今天的改革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生活。如果过早地讨论内部的贫富分化等问题,就可能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张维迎,2006)。

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发展危机,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恶果,进行了政策上的调整。按照波兰尼的“双向运动”模式,市场的扩张自然会遇到社会的自我保护,然后推动钟摆向另一个方向运动。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市场在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扩张,却看不到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一些学者看来(孙立平,2009),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困境需要重建社会,而重建社会就需要采取福利国家的政策。但是,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本身就存在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没有能够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也就难以根除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根源。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福利国家的危机而出现的产物。无论是左派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还是右派自由放任政策,都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局部调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爆发。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其实只是少数人的奇迹,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只有做大蛋糕,才能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经济起飞之后,这种差距自然会缩小。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代价论,这种亦真亦幻的发展光环,阻碍了人们对资本肆虐所造成的极端不公正的关注。在本书所重点关注的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面对的已经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拿到工资的问题。面对这一比西方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更加残忍的现象,我们不禁要问:“谁在付出代价?为了谁的发展?”。